两宋时期,人口流动十分活跃,士农工商全都卷入社会流动中,因此催生了一部分“留守儿童”。然而,宋朝的留守儿童问题并没有发展成为社会难题。他们即使被留守,生活上也可以得到保障。

赵宋立国之初,原来维系秩序的士族门第已经瓦解。对于主要依靠宗法联结起来的传统社会来说,宗族不存意味着社会溃散。鉴于此,很多士大夫都呼吁通过建立宗族共同体,互帮互助。有了这些共同体,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人们便不至于彼此孤立、疏离。假设宋朝社会有双亲均外出的留守儿童,他们也可以从家乡的宗族共同体、村社共同体中得到照顾。而当这些民间自发形成的共同体也不足以实现救济时,后面还有朝廷救济兜底:南宋时,单救助孤儿的政府公益组织便有“慈幼局”“婴儿局”“慈幼庄”“及幼局”等。

当然,留守终究不是长久之计,可贵的是,当时的社会为留守儿童脱离留守创造了条件。这才是解决“留守儿童”问题的关键。

苏轼原籍眉山(今四川眉山),但他一直在外为官,妻儿也是一路跟随。苏轼任杭州太守时,他的三儿子在杭州完成学业,并在两浙路参加科举考试。这是官员的情况,那一般平民呢?北宋名臣冯京的父亲是一名商人,四处做生意,但冯京并未成为留守儿童,而是跟着父亲四处漂泊,冯京也因此有“东南西北人”之称。后来冯京考中状元,可见尽管他小时候漂泊不定,但他在客居之地肯定是可以入学读书的。

即使是社会底层人,举家流入城市也并非不可能。在南宋都城杭州“又有村落百戏之人,拖儿带女,就街坊桥巷,呈百戏技艺,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”。甚至流浪艺人的孩子在城市接受教育也不成问题,因为杭州的公立、私立学校非常多。更关键的是,宋朝的孩子入学并不受户籍限制。而且,宋朝的外来人口要入籍寓居之地也不太困难,通常只需要住满一年或者在当地购置有田产,就可以附籍。如此,流动人口才能“择其所乐而居之”。

对城市的流动人口来说,最大的问题不是来自户籍之类的制度障碍,而是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是否可以承受。宋朝底层人不管是在城市摆街边摊还是当佣工,日收入一般在100文至300文钱,而宋朝的京城廉租房,日租金不过十几文钱。宋朝学校的学费也不贵,州县小学的学费为每日一二文钱。所以,只要不是赤贫之家,外来人口拖儿带女进入城市谋生是完全可以定居下来,并让孩子在当地入学读书的。这就避免了留守儿童的产生。

今天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,但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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